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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-02-12 11:42: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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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外忙碌的家长里,孙月一直敲着电脑,头发整齐地梳到耳后,桌上放着给女儿准备好的热水壶和饼干。冬日她常穿一件冲锋衣出门,这样无论是在哪里等孩子上课,她都能安然坐上好几个小时。毕竟,她刚过六岁生日的女儿有着同样忙碌的日程表:每周两到三小时滑板训练,此外还有英语(“英语肯定要有”)、数学(“数学肯定要有”)、钢琴(“得有一门乐器”)、拉丁舞(“女孩怎么着也得学个艺术点的,不能老是极限运动”)、围棋,以及编程(“我们三岁就上网课学编程了”)。而这已经是她在女儿上小学后经过百般纠结砍掉三门以后的结果,“精简半天觉得哪个都不能放,实在是减不下去了”。
看到滑板、小轮车等极限运动潜力的不只是老玩家们和一众培训机构,还有无数望子成龙的父母们。这些家长或许说不清楚滑板或小轮车的某个技术动作,但他们知道14岁获得巴黎奥运会滑板街式第四名的崔宸曦、11岁即参加奥运的滑板女孩郑好好、18岁夺得中国第一枚自由式小轮车金牌的邓雅文,也感慨于这些孩子小小年纪便“上大学不愁”。各种品牌广告里频繁出现的谷爱凌,也是极限运动训练场上经常能听到的名字,18岁拿奥运冠军,19岁读斯坦福,接大牌代言,走时尚红毯,自然成为家长们口中的佳话。或许滑板小轮车攀岩就是下一个滑雪呢?他们暗暗期待着,畅想着。
孙月的女儿,三岁第一次踏上滑板,如今已经是滑了三年的老学员。和很多不喜欢被用“鸡娃”形容的家长不同,孙月爽朗地笑称,“这就是我特喜欢做的事,我不鸡就难受”。平时她最大的乐趣有二,一是研究有什么课可以给闺女报,二是琢磨这么多课怎么排。十月底时,她已经排好了寒假的课表,看着一整张Excel表被标记得红红绿绿的,孙月觉得“特有成就感”。不久前,女儿学校开家长会,中午就放学了,孙月觉得“不上点什么练点什么就浪费了”。她的目光投向了滑板,日程表上的空白下午被迅速填上。
也有家长选择站在光谱另一端。我在“燃烧冰”等候区见到设计师严羽时,她正在读《庄子》,身着咖色羊绒衫和牛仔裤,柔顺的中长发搭在肩上。她告诉我,儿子学滑板三年多,一共只花了两三万。谈到身边卷滑板的家庭,严羽显露出明显的不理解。有个孩子学了一年滑得跟她儿子三四年水平差不多,她说,“但算下(练习)时长你就明白了”——恨不得一年花365天、一天花好几个小时地练;找好几个教练,每个教练都抓不一样的地方;满北京奔波,找各个场地练;一年光在滑板上就花了小十万。孩子进步神速,父母在家长群里骄傲地宣布:我家孩子在北京某某比赛中斩获前十,附上获奖证书和奖杯的照片。
阶层。在和八个学滑板、小轮车或攀岩的家庭深入交流的过程中,我看到了这个词的具象体现:这些家庭生活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和杭州(还有一个家庭住在嘉兴,为上小轮车课每周自驾往返杭州三次);几位70后、80后父母的职业包括但不限于中学老师、高校老师、教培老师、企业高管、医生、设计师和数位全职妈妈;孩子们都还在上小学,但他们学极限运动的时间并不短,最长的已有四年;八个家庭中七家有着让孩子(最晚)从大学起出国读书的计划;一半的家庭有不只一个孩子;而当谈到这些年在任一极限运动上的投入,一年五到六万是几个家庭的平均值,开销最大的是陈斐一家,在小轮车一项上累计已花了小三十万。
两类家庭之间差异的来源,或许可以用“兜底能力”,这个“海淀妈妈”陆琪多次提到的词来概括。她家女儿从一年前开始学攀岩,现在每周上两节班课(备赛期间一周三节)、一节私教,寒暑假有集训,还时不时去外地参加参加比赛,到日本刷刷馆。她坦言,之所以愿意让孩子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在攀岩上,是因为自己早早准备好了一套学区房,这意味着女儿从小学到初中都有了兜底的学校,“虽然不是‘六小强’那种特别好的,但也是还不错的学校”。现在女儿刚八岁,但陆琪已经考虑过高中的事,“(要是学习)实在不行,我们走国际路线也是可以的”。
只是,想从这条小众的赛道中“卷出来”也绝非容易。比如自由式小轮车,2024年体育单招中招收这个项目的高校仅有五所,其中四所面向一级运动员及以上人群,三所限定考生为现役专业队运动员,而一级运动员意味着全国学生(青年)运动会、全国联赛总决赛、全国青年锦标赛的前三名,全国青少年 U 系列锦标赛、冠军赛的前两名,或是省级运动会、锦标赛、冠军赛的第一名。换句话说,只有取得最顶尖的成绩才可能换来对升学的实际助力,而想要走到这一步,孩子的天赋、家庭为之的投入也要一样顶尖——这正是不少家长还在观望的原因。
严羽也刷到了这个视频,被气得不行。每次在滑板场见到这种对孩子动辄打骂的父母(主要是爸爸),严羽都想,“但凡他们自己试着做一做,或者稍微有点同理心,换位思考一下,也不会这样要求孩子吧”。还有一些家长让她觉得“特别幼稚”。和儿子一起玩滑板的同学里,有个孩子滑的时间短但是练的强度很大,所以效果也好。一次比赛前,他爸爸说其实自己不想让孩子参加,严羽不解,又听对方解释,“我想等明年他练到更好的程度再比,然后一鸣惊人”。回忆起当时的对话,严羽笑道:“一鸣惊人,你要惊谁?”
“我家孩子有天赋”这个念头的魔力,陈斐也体会过。女儿学小轮车三年半,前三年,她家每个月在小轮车上的开销不过两三千。转折点出现在去年五月。陈斐在上海一场比赛上遇到了一位前国家队主力车手,对方看过她女儿的表现后说,你家孩子很有天赋,不要局限于全国比赛,应该放眼世界级比赛,“她是可以拿奥运冠军的”。将信将疑,陈斐说,全国前三就够了。没想到,女儿跟着这位前国手练了不到三个月便拿到了她的第一个全国冠军,陈斐开始信了,“是教练教得好,但是话又说回来,他教其他人也从来没这么快教出过这么好的成绩”。
但还有些压力很难对外人言说。为孩子学小轮车的事,陈斐和孩子爸爸、外公外婆吵过不知多少次,甚至还闹到过社区。他们说,“太危险”“天天不搞学习搞小轮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”,陈斐的倔脾气也上来了,“小孩是我生的,那就得听我的。只要她喜欢,愿意探索,我能做的就是支持”。家人都不支持的情况下,现在,陈斐一个人承担着孩子学小轮车的庞大开销。作为教培老师的她每天工作时间短则12个小时,长则20个小时,咖啡、魔爪和清晨的闹钟是她生活里的三件套,“要赚钱,要养家,要把小孩顾好,这是必须的”。
诚然很难,但父母能做的或许只有尽力调整自己的心态。“没有一个大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差,这是作为父母最难接受的事情,但竞技体育就是会把这种结果赤裸裸地摆在你面前。你只能去直面那种挫败感、那种绝望,”陆琪这样总结自己改变的心路历程,“大家老说跟自己比,我之前都觉得这是句空话,人怎么可能只跟自己比?孩子练了竞技攀岩之后,我才发现这是句再实在不过的话,因为你比不过别人。但不能这么去比的。你只能说我们踏踏实实地练,把能做的都做到了,孩子比原来的她自己更好了。而这个时候,你就应该为她鼓掌了。”
对于这些诞生于野外和街头的极限运动,入奥是一把双刃剑。“更普及了,但也不那么自由了”,“燃烧冰”老板杨子告诉我,滑板入奥后,不同于家长们的满怀期待,圈内不看好的声音更多。在我接触的几位滑板教练同时也是老滑手看来,“自由”,这一滑板文化的核心,正在被消解。玩滑板17年的李冀冰解释,滑板成为竞技体育的一个比赛项目之后,就必然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,面临打分、比较,追求一定时间内规定动作的完成度和成功率。“体制内运动员和滑手是两个称谓,(做的)也是两种运动了,”李冀冰说,“一个是练,一个是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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